揭开“邱小姐”的面纱：中国“蘑菇云”如何升起——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㉖
钱钢老师附言
和“三年自然灾害”这个站不住脚的说法一样，对于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，教科书也长期使用残缺片面的描述。要还原中国首颗原子弹研制的背景和经过，不要说李海雁这样的年轻同学，包括我这代人，都需要阅读更多原始资料，特别是最近20多年学者们发掘的新资料。
我的父亲于1964年10月31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市，离文革开始不到两年。
《浙江日报》创刊于1949年5月9日，是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，故我将父亲出生当天的《浙江日报》作为研究对象。几经周转，我终于在绍兴市图书馆看到了60多年前的报纸原件。10月31日当天，报纸共4版，下图为头版。
报头下方关于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头条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就在半个月前的10月16日下午3时，一朵蘑菇云在中国上空升起。
刘主席表示，原子弹爆炸成功是“举世注目重大事件”。但报纸的主标题让我感到奇怪，原子弹明明是毁灭性武器，为什么“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”会对原子弹这件毁灭性武器的成功爆炸“感到高兴”？而且，中国才刚研制成功核武器，怎么就马上提出了“全面禁止核武器建议”，还要“彻底销毁核武器”呢？
这要回到当年的历史背景下，1964年仍处于美苏冷战期间。中国成功试验原子弹前，已有美、苏、英、法四个国家原子弹试验成功。
50年代，中国和苏联还处在蜜月期时，“老大哥”曾经“手把手”教我们做原子弹。1957年10月15日，中国和苏联在莫斯科苏联国防部签订《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》，根据这一协定，“在原子弹研制方面，苏联不仅提供设备、图纸和技术资料，而且派遣大批专家来到中国。从工厂的选址、设计，到设备安装、调试，特别是在帮助中国技术专家理解文献和资料，培训中国技术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面，苏联专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。”然而，“中苏关系刚出现一点分歧的迹象，苏联首先关闭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门。”（沈志华：《援助与限制：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(1949-1960)》）
1959年6月，苏联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。在《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》这一“9评苏共”的开篇文中，中共恨恨地记了一笔，并表示这是由于1958年“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”被拒绝而导致的。
中共中央因此决定，削减其他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，集中一切力量把“两弹”研制出来。为了牢记1959年6月，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“596”工程。
除了苏联变脸，美国等核大国也对中国进行了技术封锁。严峻的国际环境，和大跃进、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，使中国当时的原子弹研究变得异常艰难。从时任国家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旭阁的《原子弹日记 1964-1965》中，我们看到当时核试验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发展科技那么简单：
造出原子弹这件事，怎么就能“促使赫鲁晓夫倒台”呢？原来，自1956年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开始，两党分歧的苗头就冒了出来。到了1964年，在评价斯大林问题和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裂痕愈深，“9评苏共”逐篇发表，中苏论战越战越烈，苏联成了“修正主义”和“假共产主义”的代表，口头上还是“误入歧途的同志”，事实上已经成为敌人。核试验成功不能直接影响苏联政局，却能使中国在和“老大哥”针锋相对时腰杆更硬。“促使赫鲁晓夫倒台”，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目标，一句政治正确的空话而已。
“打破两家的核垄断，说明我们的国际地位”则是一句稳当的老实话。失去了苏联这个靠山，中国亟需在国际上树立威望，因此核试验非成功不可，“即使遭损失，也在所不惜。”这里的损失指什么？周恩来暗示，“可能引起帝国主义重视，炸我们”——也许他脑海里浮现的，是广岛和长崎1945年的经历。但这样的威胁，并没有阻挡中央的决心。
9月20日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将《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》呈报至毛泽东：建议首次核试验早响，最佳时间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。
毛泽东批示：“原子弹是吓人的，不一定用。既然是吓人的，就早响。”同意了十月份早试的方案。
但罗布泊的天气风云变幻、诡谲难辨，16日凌晨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，张爱萍副总长才拍板决定，首次核试验零时定在10月16日下午3时。
中央对于原子弹研制的重视，从多年后公诸于世的“密语表”中可见一斑。这是一份为防窃听而编制的系列暗号。正式爆炸试验的原子弹，密语为邱小姐。据解放军报文章，这个名字是李旭阁取的，从“球小姐”引申而來，又由于装原子弹的容器叫梳妆台，连接几十个雷管，有很多电缆线，看上去像小姐的头发一样，因此得名。
原子弹装配，就是“邱小姐穿衣”；原子弹在装配间，就是“邱小姐住下房”；原子弹在塔上密闭工作间则是“邱小姐住上房”；原子弹插接雷管，密语为梳辫子；气象的密语为血压；原子弹启爆的时间，密语为零时。
领导们也都有相应的代号，毛泽东是87号，周恩来是82号，罗瑞卿是85号。
原子弹爆炸成功后，张爱萍手拿话筒，直接向北京的周恩来总理报告核试验成功的喜讯。
10月16日傍晚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演职人员时宣布：“今日北京时间15时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！”
《人民日报》当天即刊印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号外，第二天继续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新闻放上头版。
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
在“9评”的第五评中，中国曾指责苏联有“核迷信”、推崇“核讹诈”，反对苏联提出的“美苏两个核大国合作解决世界问题”的和平发展路线，将其称为“道道地地的叛徒哲学”。终于，中国拥有了核武器，不再是个只能指手画脚的小孩，而终于有资格坐到国际核战略的赌桌上。
尽管刘主席当年说，“中国政府从来不是根据自己有无核武器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。”但毕竟，政策也许没变，对策却不一样了。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提出“全面禁止核武器”——这何尝不是宣告话语权的一种方式。这时候，才有底气大声宣告，“中国人民从来认为，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世界各国人民，而决不是什么核武器。”
因此，中国代表同一反苏阵营的“被压迫和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”，终于有了置喙国际事务的筹码。“真正的无产阶级”拥有了对抗“帝国主义”的武器，又怎能不“感到高兴”呢！
尾声
1999年9月18日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决定，对当年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。然而，他们中的一些人没能等到这一天。
23位元勋中的大多数，都是怀着“报效祖国”之心从哈佛、耶鲁这样的名校学成归来。然而文革中，其中20位科学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。家庭成分和学术身份让他们背上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坚持反动立场”等罪名，而他们的留学经历又加上了“特务”的原罪。他们被下放到工厂、农村、食堂、基地等场所接受劳动改造，受到群众的批斗。其中地球物理学和气象学家赵九章吞安眠药自杀，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则惨遭殴打致死。
国家实力的崛起和个人命运的陨落所构成的画面，烙印在历史的底片上，散落在共和国的记忆里，比“邱小姐”诡谲，比“蘑菇云”慑人。
作者介绍
李海雁，2014级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财经传媒硕士在读
下期预告
1960年代，发展科技固然是重中之重，在外交上，中国也没少下功夫。中国当年都交了哪些朋友？又是怎样交朋友的？田园用数字说话，展示了六十年代中国的“世界观”。
敬请期待4月15日第二十七期“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”《1960年代的对外援助：打肿脸充胖子？——田园爸爸的生日报》。
编辑丨王一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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